资阳市蜀乡农业投资开发2024年债权资产定融政府债（资阳蜀江建设工程项目）

　　第二节 东汉的社会经济与大地主田庄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耕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和南方经济的较快发展。

　　农耕工具的改进，表现为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得到普遍推广。这种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时已大量使用全铁制的犁铧，此外，一些新型的全铁耕作工具也出现了，如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中所见到的曲柄锄，是铲除杂草的中耕农具，在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大镰刀，是专用收割的大农具。这些都表明东汉农业技术的某些进步。

　　西汉末年，黄河下游连年泛滥成灾，淹没几十县。东汉初汴渠多处决溃，兖、豫百姓深受其害。为了治理水害，汉明帝时，命民间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复浚仪渠（今河南开封），王景用“堰流法”治水成功。公无69年夏，明帝又令王景、王吴主茧自缚持修治黄河和汴渠，资阳市蜀乡农业投资开发2024年债权资产定融政府债他们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今山东博兴）1000余里，勘察地形，征调农民和士卒数十万人，疏通水道，建造堤坊，10里设一水门，控制水流和水量，这一巨大工程约1年完成。自此以后的800多年，黄河没有改道。

　　东汉还修建了水渠与陂塘，有汝南（今河南平舆北）的鸿隙陂，庐江（今安徽庐江县西南）的芍陂，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的蒲阳陂，会稽的镜湖等。

　　东汉时不仅大力兴修水利，而且还用水力进行生产，其影响最大的是水碓与翻车。水碓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于舂米，它在西汉末年就出现了，东汉时普遍使用，效率比手舂提高约100倍。翻车就是龙骨水车，用以引水灌溉。这两种工具都大大节约了人力。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的兴修，东汉农业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数量逐渐增多。和帝时，垦田面积达7.32亿亩，人口也由东汉初年的2100多万增加到5300多万，接近于西汉平常的最高水平，如果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数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东汉时期，原来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江南地区此时也开始发展起来，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增加较为显著。如荆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60万左右增至620余万，扬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20万增至430余万，益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478余万增至724余万。其荆、益二州人口增加近一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东汉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颇为显著。

　　2、手工业的发展

　　铁器：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手工业技术的改进，铁制农具需要量的加大，推动了冶铁技术的发展。东汉初，南阳冶铁工匠发明水排，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给高炉加氧，这样“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这一先进技术。

　　纺织：东汉时的纺织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技艺精湛。东汉初年人们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河南、山东一带的丝织业特别发达，四川的“蜀锦”，会稽的“越布”，驰名全国。

　　盐业：“火井”煮盐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重要创造。火井煮盐操作简便，出盐率比用一般燃料高，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造纸：造纸术的改进与推广使东汉时期的手工业大放异彩，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西汉时期劳动人民就已经创造了造纸术，不过一直没有发展成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大规模生产的造纸手工业。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的新工艺，扩大了造纸术的推广和造纸业的发展，蔡伦发明的纸被称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推广。纸的发明使用，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商业的继续发展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东汉商业也继续发展。但由于地主庄园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东汉商业的发展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东汉初年，刘秀下诏恢复汉武帝发行的五铢钱，废除一切旧币，结束了王莽时货币混乱的局面，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东汉时期的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市场“市列”或“列肆”，每个市列或列肆又有很多店铺或商摊。首都洛阳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资阳市蜀乡农业投资开发2024年债权资产定融政府债他城市如长安、成都、临淄、邯郸等继续保持了商业的繁荣，同时产生了一些新兴的商业城市，如吴（今江苏苏州）、番禹（今广东广州）、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江西南昌）、徐闻（今广东海康）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使商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商品贸易交往频繁。东汉政府在边境地区组织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商品交换，被称为“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经出现，东汉时，汉和匈奴、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间，都定期合市，互相交换各自的商品。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沟通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东汉与西域的商业交易也比较频繁，史载当时“驰命走驿不绝于日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我名贵的丝织品沿丝绸之路西行，远达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欧、北非等地，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等也运来中国。

　　二、大地主田庄

　　1、豪强地主的形成

　　豪强地主在战国、秦时就产生了，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西汉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曾通过迁徙与任用酷吏的办法对豪强地主的势力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但这种打击很在限，汉武帝以后，豪族地主通过不同途径（如买官爵等）进入政治舞台，成为官僚，他们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凭借权势大肆侵占土地，在政治、经济方面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势力。西汉末年，在镇压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建立以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世代为官，有世族、世姓、名门、阀阅之称。他们和门生故吏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社会生活中有特殊地位。豪强地主都拥有大批土地，形成了东汉时期特点鲜明的封建社会经济形式——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2、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豪族地主田庄经济是豪族地主政治势力的基础，东汉时期，豪族地主广占田地，大批包荫人口，形成了大地主田庄的经营方式。田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形式。田庄内有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崔实的《四民月令》记载了当时典型的田庄，这种进行多种经营的地主田庄，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自给自足，一般不需要通过交换。

　　在地主田庄中从事劳动的主要是对豪强地主依附性极强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豪强地主大多聚族而居，他们利用宗法血缘关系，纠集宗族亲戚，建立坞堡以自守。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贫困的宗族亲属，便成了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

　　这些宗族，宾客、徒附不仅向豪强地主交纳半数以上的实物地租，还得无偿为地主服劳役，如砍伐林木，修治陂渠，营造院宇等，受田庄地主的超经济剥削。

　　东汉豪强地主还拥有私家武装，他们把依附农民按军事组织守卫，战时则跟随豪强打仗，这些私人武装，史书称为“部曲”或“家兵”。

　　大地主田庄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点，又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从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割剧势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成统一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东汉末期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的经济、政治原因。

　　3、自耕农的贫困

　　东汉初年，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土地集中程度明显减弱，部分农民也占有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固，随时受着地主兼并土地的威胁，东汉初年以后，土地兼并逐渐激烈，贵族豪门任意侵占自耕农的土地，许多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自耕农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那些没有破产的自耕农要向东汉政府交纳田税、算赋和口赋，还要出更赋，负担非常沉重，经济极为贫困，与封建政府之间存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东汉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1、与朝鲜、日本的交往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有马韩、辰韩、弁韩等政权，这些政权的发展水平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东汉政府同其中的许多政权都有着政治、经济的联系。在东汉王朝的影响下，他们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古代日本称倭，东汉时，日本岛上有数十个政权，其中一些政权与东汉的关系非常密切。公元57年，倭国使臣到达洛阳，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派人到洛阳，并要求亲来中国。通过交往，我国的铁器、铜器、丝帛等物品东传日本，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2、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东汉时期，东南亚地区的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境内的政权很多都与东汉政府有着政治经济的来往。

　　越南和我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关系甚密，早在西汉武帝时，就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汉政府派遣官吏进行管辖，并教以农耕，传播先进文化。东汉初期，中国的牛耕技术和一些农器的制造技术传到越南，对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越南的象牙、犀牛、珍珠等珍贵物品也传入我国。

　　缅甸和我国西南毗邻，公元前2世纪，两国之间的陆路交通便已开始。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缅甸境内的掸国国王两次派使臣到达洛阳，与东汉政府交换珍贵礼物。同时缅甸还是中国与西方海上交通的中转站，西方使节及商人至孟加拉湾，在缅甸登陆，然后进入中国益州永昌郡（今云南宝山县东北）。

　　东汉政府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很早就有联系。元和元年（公元84年），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使臣到中国。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叶调国国王派使臣到中国。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境内还发现不少汉代文物。这些都说明当时这些国家与东汉政府有着较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3、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

　　东汉时，安息国（今伊朗）王几次派使臣到达洛阳，安息王子安世高，大月氏（今中亚细亚东南部一带）人支娄加谶，印度沙门竺朔佛都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使得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南亚的印度在我国古籍中译为“身毒”、“天竺”，西汉时，出使西域的张骞曾派副使到达过那里，东汉和帝时，天竺商人几次经丝路到中国，进行贸易。

　　为了进一步发展与西亚及欧洲国宾联系，永元九年（公元97年），经营西域的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甘英一直到达条支海边（今波斯湾），因被安息人所阻，未能越海前往大秦。甘英虽未到达大秦，但却熟悉了沿途的地理情况及风俗习惯，为以后中国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探求开辟欧亚交通的人物。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由海路来到我国。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变得频繁起来。

　　我国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国的冶铁、丝织、井渠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中亚、西亚的毛皮、马以及石榴、胡萝卜、大蒜等物也传入中国，丰富我国人民经济生活。此外，中亚的乐器、乐曲、舞蹈等也传入我国，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

　　四、两汉的社会生活习俗

　　两汉时期，比之前代，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能体现社会生活习俗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均有着自己的特点。

　　1、衣食住行

　　。汉代服装仍为上衣下裳，皇帝是冕服制度，形制复杂，反映了一种威仪。仕宦平居之服为宽大单衣，称之为“襜”，好武之官较喜服短衣，儒士多服宽衣大带青袍，一般农民所穿多为短而窄的衣服，称“短褐”，一般妇女有耳环、手镯、头钗以及其它珠玉等，男子佩物有玉、金、银、铜等，以显示身份，国王及百官则喜佩刀剑。

　　两汉时代的冠制也很有特色。冠是加在发髻上的一个罩子，汉代身份低微的人不能戴冠，只能戴帻。王莽因头秃，先戴帻，后加冠，东汉时这种戴法较普遍。汉代官吏所戴之冠，因职务、级别的不同而不同，有通天冠，进贤冠、高山冠、却敌冠等。汉代贵族妇女很重视发型，梳有各种各样发髻，一般劳动妇女则自然束发，不加修饰。

　　汉代人的鞋有皮鞋、木鞋、草鞋、丝鞋等。

　　两汉时代是个物质财富十分雄厚的社会，“池鱼牲畜，有求必给”，反映在饮食上就是肉食地位上升。祭祀、喜庆、乡饮时杀牛宰羊，请客摆宴，上演百戏自不必说，就是平时，人们也可吃肉喝酒。市场上有各种熟肉食品出卖。这在汉以前是没有的。汉代北方人的主食是麦，做成汤饼、蒸饼、麦粥等，副食除各种动物的肉外，还有各种蔬菜及豆腐。汉代人特别喜欢饮酒，酒成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典礼、考试及第、亲朋聚会，均饮酒助兴。汉代一般人饮食为一日两餐。

　　两汉时代，我国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结构体系已初步形成，住宅已有完整的廊院和多层楼阁，中国古典屋顶的几种形式，如硬山、悬山、歇山顶，均已出现。此时砖尚未充分普及，板筑的夯土墙相当普遍。

　　两汉时代，人们出门借以代步的工具——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双辕车增多。官僚贵族出行则要保持一个马车组成的车队。皇帝乘“辂”车或“金银车”，一般官吏乘有伞盖，四面蔽露的“轺车”，贵族妇女乘车箱象房子一样的“辎车”。此时，我国还出现了独轮车，用以载物，省力方便。

　　2、婚丧嫁娶

　　两汉时代，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形式较前代有很大发展。

　　首先是重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妻者，齐也”，是汉代人在夫妻关系上的格言。

　　其次是汉代人把伦理道德渗透到了爱情关系中，男女相爱，要信誓旦旦，尊重感情，这从乐府诗《上邪》、《有所思》等篇中可以看出。

　　其三，男女结婚、离婚有一定的自由，寡妇也可自由改嫁，不受舆论谴责。除了比较自由的婚姻外，两汉时还有买卖婚、表亲婚、交换婚、招养婚、童养婚、劫夺婚、转房婚等婚姻形式。

　　汉代人结婚年龄按礼节所载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但实际上是以早婚为尚，男子十五六岁而娶，女子十三四岁而嫁的现象比较普遍。

　　两汉葬俗承秦制，帝王陵墓建筑高大的土堆—陵，并在陵侧建寝，以藏墓主的“起居、衣冠、象生之备”。两汉还对陵寝制度进行改革，把祭庙改祭陵，“古礼庙祭，今俗墓祀”。两流时代崇尚厚葬，皇亲国戚，平民百姓，都尽最大力量建筑富丽堂皇的墓葬。两汉时十分推崇服丧至诚之人，认为其孝行纯至，令人景仰。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周边各族

　　一、匈奴的分裂

　　西汉末至东汉初，位于我国西北边疆的匈奴族利用当时内地发生战争的机会，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并与北方的彭宠、卢芳等豪族割据势力相互勾结，经常深入内地，骚扰掠夺。东汉立国后，因财力、物力、兵力不足，一直对其采取以防为主、辅以羁縻的策略。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单于死，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王位发生分裂，单于蒲奴企图消灭控制匈奴南部地区的呼韩邪单于后代日逐比的势力，日逐比在匈奴南部八部大人的拥戴下自立为单于，以“呼韩邪单于”为号，匈奴遂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归附了东汉王朝，刘秀令其入居云中（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北）、朔方、定襄、雁门一带，设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织品，南匈奴则协助东汉政府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南匈奴归附东汉以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力量大为削弱，便向北迁徙，但仍然不断侵扰汉边，焚烧城邑，杀掠人口。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政府利用北匈奴北受丁零、东受鲜卑、东南受南匈奴的夹攻，势力更加减弱、部众离散的时机，发动反击，四路出兵，其中窦固打败北匈奴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又至伊吾庐城（今新疆哈密），并在此地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此以后，北匈奴内部进一步离散，先后有数十万人入塞投降，南匈奴、丁零、鲜卑、西域诸国更趁此机会向北匈奴发动猛烈进攻，北匈奴大乱。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政府窦宪、耿秉率军与南匈奴军队联合，共同进攻北匈奴，大败北匈奴于稽落山（内蒙境内），北匈奴20余万众降汉。窦宪的军队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勒功而还。从此以后，北匈奴连连遭得东汉的打击，主力便开始向西移动，超过中亚细亚，迁往欧洲。

　　二、班超通西域

　　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减弱，匈奴贵族乘虚而入，向西域各族人民勒索苛重的赋税，进行残酷统治。东汉建立后，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随后，车师前王庭、鄯善、焉耆等西域诸国先后遣使朝贡，请求东汉政府向西域派遣都护。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心西顾，拒绝了诸国要求。此后，西域诸国相互杀伐，陷入混乱状态，匈奴趁机发展势力，把西域诸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公元73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以后，进驻伊吾庐城，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派遣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他率令36人先到鄯善，斩杀北匈奴使者，促使鄯善王归汉，接着又威服于阗（今和田），废疏勒王龟兹人兜题，另立疏勒人为王。班超在鄯善、于阗、疏勒的活动，使东汉威望重新树立起来。公元74年，东汉政府继西汉之后重置域都护，同时设立戊已校尉于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

　　公元75年，汉明帝死，窦固率军东还，焉耆、龟兹诸王趁机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和车师王攻击戊已校尉。新继立的汉章帝考虑到东汉无力长久固守此地，遂采取了妥协政策，撤消都护和戊已校尉，并召班超东归。

　　疏勒、于阗等国害怕班超归去后自己会被匈奴支持的龟兹等国所并，再遭蹂躏，均苦苦挽留。班超留下后，联合疏勒、于阗、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拘弥等国，击破北道的姑墨。公元83年东汉政府拔擢班超为将兵长史，并先后发驰刑、义从1000、兵800赴西域班超驻地。公元90年班超率诸国兵击败了大月氏贵霜王国的入侵，保护了西域诸国的安全。公元91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驻节龟兹它乾城（今新疆库车西南），加强了东汉对西域的管辖。公元94年，班超被封为定远侯，公元102年8月，班超因病返回洛阳光，9月病死，时70岁。

　　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年，经过他勇敢机智和艰苦努力，使中原王朝与西域的联系重新得以恢复。他为密切当时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班超离开西域后，继任的西域都护为政残苛，西域各国相继叛离，北匈奴残余势力又活跃起来，通往西域的道路又被阻断。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吏，率兵500赴西域，联合当地诸王，消除了北匈奴残余势力，重新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

　　东汉对西域的经营，有利于加强汉族人民风吹草动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它发挥着中国和西亚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作用。

　　三、乌桓校尉的设置和鲜卑各部

　　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族，乌桓活动在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东汉时期，乌桓已由率牧狩猎逐水而居的原始社会阶段向阶级社会过渡，部落“大人”也变成世袭制。

　　东汉初期，乌桓各部受制于匈奴，并在匈怒驱使下寇掠汉边。公元46年，匈奴内乱，乌桓乘机袭击匈奴被迫北徙。公元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降汉，刘秀封其81人为侯、王、君、长、使之转居幽、并二州缘边10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并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置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衣食，让他们助守边防，对付北匈奴和鲜卑的侵扰。

　　鲜卑人居住在乌桓的东部，由于鲜卑人离中原汉族较远，因此与乌桓相比显得落后些。

　　鲜卑人经常随同匈奴与乌桓南下虏掠，南匈奴与乌桓相继归附东汉王朝后，被封为侯，并受乌桓校尉监护。

　　东汉中期，北匈奴西徙后，鲜卑人占领匈奴故地，同残留的10余万落（户）匈奴人相融合，势力迅速强盛起来，并摆脱东汉王朝的控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东汉末年，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制定法律，提倡农业、畜牧业、狩猎、捕鱼，建立王庭，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每部置大人为首领，成为世袭官制，实行王位继承制。这些都标志首鲜卑社会已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檀石槐极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使鲜卑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公元181年檀石槐死，鲜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各部大人纷纷独立，鲜卑族的统一局面也随之瓦解。

　　东汉时期，东北地区还居有扶余人和高句丽人。

　　扶余人活动于松花江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很发达，产名马，有貂、赤玉、美珠等物产。东汉时已进入奴隶社会。公元49年，扶余人携礼与东汉通好，从此扶余王年年向东汉朝贡。公元136年，扶余王到洛阳朝见。同东汉的政治、经济联系非常密切。

　　高句丽人居住在鸭绿江一带，与扶余的语言，习惯都比较接近，亦以农业为主。东汉时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风俗尚清洁，喜歌舞。公元32年，高句丽王派人至洛阳光、刘秀恢复他被王莽削去的王号。整个东汉一代高句丽人虽间或进犯东汉东北边镇，但高句丽王与东汉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正常的，经常朝贡。东汉后期，高句丽隶属辽东郡。

　　四、西南各族

　　西汉时期，在中国的西南方（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居住着被称为“西南夷”的各少数民族。东汉时，这一地区有所发展，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

　　1、哀牢夷

　　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的哀牢夷，在西汉以前与中原王朝没有任何联系。公元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调协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西南）两县，且又设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对这地区进行管辖。东汉政府只向哀牢人中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国家的赋税。

　　哀牢夷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哀牢山地区土地肥沃，宜于植五谷、种桑麻，经过哀牢人的开发，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哀牢人不但种植许多农作物，而且已有铜、铁、锡、金、银、水晶、琥珀等矿产。当地人民还善于织帛叠、兰干细布、文绣、绫锦等。用梧桐木棉织出的白叠布，幅广5尺，色彩洁白，不易污损，是纺织业中的珍品，此外，哀牢人还掌握了染色技术。

　　2、掸族

　　掸族聚居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了直接关系。公元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首都洛阳，奉献珍宝。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公元120元，雍由调又遣使来京，向东汉政府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及各种丝织品。至此，永昌郡西南的掸族聚居地也入汉的版图。

　　3、白狼等部

　　东汉时，我国西南地区散居白狼、 木、唐等部落，汉明帝永平年间，这些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他们作诗歌三章，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表示对汉的仰慕。这三章诗歌被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宝贵资料。

　　五、羌汉人民的三次起义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内迁，散居金城（今甘肃兰州）等郡，与汉人杂居，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这时的羌人还基本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但私有制亦逐渐发展，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互相掠夺。东汉建立后，刘秀复置护羌校尉，对羌族诸部落进行管理，并陆续迁羌族各部于陇西、天水、扶风（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诸郡。使三辅以西成为羌汉杂居地带。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极端黑暗，在汉族人民深受压迫的同时，周边各族人慢的痛苦也在加深。从汉安帝起，羌汉人民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1、羌汉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发生于公元107年。当时东汉政府强征金城、陇西（今甘肃临洮县）、汉阳（今甘肃天水市）三郡羌人随征西域，羌人被逼无奈，起而反抗。公元108年，起义领袖滇零大败东汉征西校尉任尚数万官军后，在北地（今甘肃环县）称帝。起义势力伸展到河东、河内一带，迫近首都洛阳。东汉政府极为恐慌，派北军出屯孟津，各地官军、豪族大筑坞堡，企图阻止起义力量的扩展。

　　公元114年以后，东汉统治者一面改用骑兵作战，逐步扭转败局资阳市蜀乡农业投资开发2024年债权资产定融政府债；一面使用阴谋手段，派刺客先后刺杀了羌汉人民大起义的领袖人物零昌、狼莫、杜琦、杜季贡等。起义失去了领袖，起义力量也是很快被瓦解，公元117年，起义终于被镇压去。

　　2、滇零、杜琦等领导的起义失败后，羌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末停止。公元140年，羌汉人民发动了第二次大起义。首先发难的羌族且冻、傅难等部与西塞、湟中地区的羌人联合，大举进攻三辅、武都（今甘肃成县）。公元141年在射姑山（今甘肃天水附近）击杀东汉征西将军马贤，接着攻关中杀长吏，焚烧皇帝陵园，声势大振，但由于这次起义缺乏集中领导，公元145年后，在护羌校尉赵冲等人的武力进攻和利诱之下，起义又告失败。

　　3、公元159年，羌族人民发动了第三次起义。东汉政府重用凉州地方官僚和豪强地主武装进行联合镇压，采取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办法，斥逐贪官污吏100多人，才将这次起义浪潮平息下去。

　　第四节 黄巾大起义

　　一、东汉后期的腐朽统治

　　1、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及其斗争

　　东汉时皇帝制权力更加集中，尚书台的设立使丞相一职变成徒具虚名的空衔。在此情况下，皇帝早死太子年幼时的辅政就成了问题。太子幼年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直接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娘家父兄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跋扈，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外戚鼻息。皇帝成年后，不愿受外戚控制，为夺回大权，便结纳自己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夺权有功的宦官在皇帝亲政后自然受到重用，于是又演成宦官掌权的局面。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专权。东汉皇帝和和帝以后，几乎都是幼年继位，因此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激烈斗争，成了东汉后期封建政治的一个特点。

　　顺、冲、质、桓帝时期，外戚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时代。在梁冀执政的24年中，梁氏一门出了7侯、3皇后、6贵人、2大将军，卿相尹校共57人。质帝只说了梁冀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当时，朝中大小政事皆由梁冀决定。百官升迁任免，向中央送贡品，要将最好的送给梁冀，次品送给皇帝，其专横暴虐，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密谋，除掉了梁冀。梁氏族人亲戚不论长少，皆弃市。因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有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的有300余人，一时“朝廷为空”。梁冀家财被拍卖后值钱30余亿，相当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梁氏灭门后，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5人因诛灭梁冀有功，同时封侯，世称“五侯”。他们不但穷奢极欲，蓄养犬马，多取良人美女，而且收养子传袭封爵，把兄弟族人姻亲任命为州郡长官，盘剥百姓。汉灵帝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把持朝政。

　　外戚与宦官都是伴随专制皇权而来的产物，是寄生在专制皇权肌体上的两个毒瘤。外戚宦专政时期，东汉封建政权日益腐朽，不论外戚宦官还是他们的党羽，都贿赂公行，贪脏枉法，搜刮财物，从而影响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2、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专权时期，察举制度被破坏，贿赂公行，造成官场黑暗，权门请托，人选滥杂，选举制度的混乱，使得一些开明官僚及太学生、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渠道晋升或步入政治舞台，再加外戚宦官遍插党羽，政治极端腐朽，更使他们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同时，他们也为彼此起的农民起义所震惊，开始对东汉王朝的命运感到忧虑。当时，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各郡国生徒也很多，这些人在仕进无门又缺乏政治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便与官僚士大夫联合起来，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惩治腐败，维护东汉王朝的统治。

　　反对外戚宦官的官僚和大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对外戚宦官及其依附人物进行猛烈攻击，称为“清议”。一方面他们指责外戚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一方面运用职权直接惩办那些贪脏枉法的外戚宦官党羽。东汉后期，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对外戚的官僚和太学生利用这一风习，相互标榜，激扬名声，品核公卿，裁量国政。当时太学生中以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首领，与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联合，互相称许，并推举“八俊”、“八及”等官僚中的有德之士，树立自己的领袖与外戚宦官相对抗。

　　在斗争的初期阶段，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官僚为稳定东汉政权，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如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政权”，结果被外戚梁冀害死。之后，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操纵一切，政治更加败坏，官僚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外戚宦官的斗争也更加激烈。

　　汉桓帝诛灭梁氏，宦官权势甚嚣尘上，激起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的愤怒，出现了大官僚李膺、陈蕃为首领，并有太学和生郡国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贪残王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公元166年，又捕杀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控告李膺等人，说他们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按宦官意图，收执李膺等“党人”200余人，第二年赦免归乡，终身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等虽遭压制，但却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

　　时隔不久，桓帝死，灵帝立。窦武出任大将军，他决定重用阵蕃等豪族官僚，重新任用李膺等人，并密谋诛杀宦官。但因事机泄露，公元169年宦官曹节、王甫先发制人，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宦官再度得势，重又逮捕“党人”，杀死李膺、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太尉椽范滂等100余人，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公元176年，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184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

　　“党人”与外戚宦官的斗争，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没有提出有效地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办法，但他们主张惩办贪脏枉法，反对残暴统治，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及“党锢之争”，进一步造成了东汉政治的混乱与黑暗，政治腐朽，土地兼并，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二、土地兼并的加剧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1、土地兼并严重

　　东汉中后期后以，各种社会问题越聚越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贵族官僚、豪强地主依靠其政治权势，侵占人民土地，扩大他们的田庄，商人高利贷者也积聚大量钱财，疯狂兼并农民土地，成为大土地占有者。

　　2、桓、灵二帝的腐朽统治

　　桓、灵二帝统治时，东汉政治更加腐败，皇宫彩女数千，日费数百金，整日歌舞升平，不问朝政。桓帝、灵帝还公开卖官鬻爵，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还公布卖官价格，四百石400万，二千石200万，并分付现钱与赊欠两种，官吏买卖使贪污成了合法行为。为修建宫室，灵帝令全国土地每亩增税十钱，谓之“修宫钱”。他皇宫的西园造万金堂，贮积属于大司农的金钱缯帛，以为私有。在桓、灵二帝的腐朽统治下，封建国家财政枯竭，百官无俸可发，军国无资可用，统治者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又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加上东汉末年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更是无法生活。公元153年，全国有1/3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几十万户倾家荡产，冀、豫二州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在这天灾人祸交织的情况下，人民只有起来反抗，争取生存。

　　3、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

　　东汉末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公元109年，青州一带爆发了以张伯路为首的流民、渔民起义。132年，曾旌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起义，纵横达49县；138年，在九江有蔡伯流起义；142年，广陵人（江苏扬州）张婴起义；144年，徐、扬一带有范容、周生起义，九江有徐风、马勉起义；145年，历阳（安徽和县）有华孟起义；154年，泰山琅琊公孙举、东郭窦起义。162年以后，荆州南部地区人民展开激烈斗争，连年与官军作战。这些起义军虽然先后都被镇压了下去，但人民并未屈服，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到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三、黄巾大起义

　　1、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太平道是东汉晚期民间道教的一派，熹平年间，太平道首领、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与弟张宝、张梁在各地传教，他们自称大贤良师，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替人治病，教病人叩头思过。广大人民饥寒交迫，也以信奉太平道为精神寄托。张角用了10余年时间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8州的范围内发展信徒有数十万人。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又称张陵），于东汉末年在巴蜀一带传教。其传教方式与太平道相似，也是以符咒治病为传道手段，让病人静室思过，表示服罪，凡受道或医病者出五斗米，故名。张陵、张衡、张鲁父子相传，巴蜀一带很有影响。

　　2、黄巾大起义及其失败

　　张角在传教过程中，把教徒及流散各地的贫困家民组织起来，全国共分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首领，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张角还收买一些宦官作为内应，预定甲子岁（公元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于京城内外同时起义。不幸的是，在大起义前，张角的弟子唐周叛变，向朝廷告密，起义计划泄露，张角闻讯，决定提前于二月间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农民军都以黄巾裹壮举，故被称为黄巾军。

　　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东汉政府惊惶失措，急派大将军何进率重兵保卫京师，并于洛阳四郊设立了8个关隘，驻兵防守，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共同对付义军，东汉政府下令解除党禁，赦免党人。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镇压黄巾军。

　　黄巾军的主力主要集中在冀州（由张角兄弟领导）、颍川（由波才领导）、南阳（由张曼成领导）三个地区。在颍川（河南禹县）战场上，东汉政权以皇甫蒿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领精兵4万，分两路进攻义军。义军在波才率领下击败了朱俊，围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但由于义军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皇甫嵩乘机放火掩烧，阵势大乱，结果农民有几万人被屠杀。

　　皇甫嵩击败颖川义军后，又北上攻冀州的义军，在交战的关键时刻，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和皇甫蒿血战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张梁阵亡，300多农民军惨曹杀害，5万多人投河而死。皇甫嵩进而攻张宝于下曲阳（河北晋县西），张宝殉阵，农民军被害者10多万。冀州的主力黄由军也失败了。

　　在南阳战场上，义军在张曼成领导下围攻宛城，与南阳太守秦颉激战，张曼成阵亡。义军推赵弘为帅，终于攻战宛城，兵力发展到10多万。东汉政府派朱俊与荆州刺吏徐球、南阳太守秦颉合兵进行反攻，赵弘战死，义军又推韩忠为帅，继续战斗，不久，韩忠投降。义军失败。

　　从公元184年2月开始到11月，历时9个月的黄巾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农民起义的火焰并未被彻底扑灭，各地分散的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

　　公元185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农民又举义旗，义军名号繁多，起义势力大的有二三万人，小的六七千人，总计达100万人。他们在斗争中不断联合，统称“黑山军”，坚持了长期斗争，后被袁绍、曹操等封建军阀所镇压。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也再次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称做“青徐黄巾军”。他们连破州郡，诛长吏，人数很快发展到100余万，大败东汉北海（山东昌乐）相孔融、青州刺史焦和军队，又攻兖州、战东平，杀兖州刺史刘岱。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为曹操所破。

　　在汉中地区，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起义，于公元191年打败东汉在汉中的军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自号“师君”，下设祭酒职，实行义舍制。这个政权一直维持了20多年。建安十二年（公元215年）曹操进兵汉中，张鲁投降。

　　3、起义的特点和意义

　　黄巾大起义是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有3个显著特点：

　　第一，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起义。起义前，张角把教徒、民众组成36方，拟定起义计划，提出纲领口号，明确打击的目标，做了充分准备。

　　第二，这次起义是利用宗教组织发动起来的，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封建社会个体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不可能很容易被组织起来，张角利用宗教形式发动起义，是一个创造。太平道在这时不仅是一种信仰，更主要的是作为推翻东汉王朝的旗帜和掩护物。这种利用宗教联系农民起义的形式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这次起义提出了“平均”的革命口号。道教经典‘太平经’的一个很重要思想就是“平均”，反对贫富悬殊，张角利用太平道传播这种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对于近代农民起义有着深刻影响。

　　第五节 秦汉文化

　　一、经学、哲学、宗教

　　1、从提倡黄老到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六国，接着又统一文字，这使文化学术的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颁令焚书，禁绝私学，文化学术又受到严重的摧残。以后，项羽入咸阳，焚秦宫室，博士宫典藏的图书也荡然无存。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七十员，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为博士。博士掌通古今，备顾问，议礼议政，并教授弟子。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博士、诸生受到打击，官府之学衰微。有些博士后来投奔陈胜，参加了反秦活动。

　　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这些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占居支配地位。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道家虽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代表黄老政治思想的著作，是陆贾的《新语》。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他说：虞舜之治天下，“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因此治天下必须无为。但是陆贾兼有儒家及其它诸家思想，他之强调无为，是为了使西汉的专制统治由弱转强，使统治者得以“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同一治而明一统”，也就是说，有所不为是为了有所为，这是与老子“绝圣弃智”、“剖斗折衡”，追求小国寡民理想大不相同的。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封建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大声疾呼地提出了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日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故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恢复到了秦时的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就有齐、鲁、韩三家，内容各异；《春秋》博士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卫绾没有直接指斥黄老之言，但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的封建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封建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秦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力图用刑法来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汉宣帝更宣称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并且“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

　　2、董仲舒的思想

　　儒家的独尊，不但由董仲舒首倡其议，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象“朽术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大一统。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实行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学说，基本上是借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这种新的儒家学说，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他的更化和任德的主张，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神化专制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和族权、神权、夫权紧密结合起来。

　　3、经学和谶纬

　　经学是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经学的起源，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先秦时代的子夏和荀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后，经学昌盛起来。

　　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谷梁，共十二博士。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辩护封建统治，因此，封建统治者对儒生广开了“禄利之路”的缘故。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以后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七略》一书。《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书，它著录的书目，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因而导致了经学内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和两派的争论。后来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并利用它来解《春秋经》。他还说发现《礼》三十九篇（《逸礼》），《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鲁共王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激烈辩论。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经解。王莽当政时，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

　　董仲舒在宣扬他的主张时，大讲符瑞灾异以此为发端，到西汉末年出现了谶纬之学。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故称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东汉初年，谶纬共有八十一篇。当时的儒生以《七纬》为内学，以《五经》为外学，他们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王莽、刘秀称帝，都曾利用过谶纬。刘秀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发诏班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更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汉章帝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一书，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白虎通》的出现，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谶纬的流行，今文经的谶纬化，使经学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所以一些较有见识的士人如桓谭、尹敏、郑兴、张衡等，都表示反对谶纬。在反谶纬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儒生专攻或兼攻古文经。古文经治学重在训诂，解经举其大义，不象今文经那样徒重章句推衍。东汉古文经大师贾逵、服虔、马融等人，在经学上都有过一定贡献。古文经学家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派根据隶定的古书穿凿附会而曲解经文，于是编成一部《说文解字》，共收小篆及其它古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逐字注释其形体音义。郑玄兼通今古文经而以古文经为主，他网罗众家之说，为《毛诗》、《三礼》等书作出注解。许慎、郑玄的著作，除起了抑制今文经和谶纬发展的作用外，对于古史和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也有贡献。熹平四年，蔡邕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用隶书书写五经经文，镌刻石碑，立于太学，这是我国最早的官定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这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家臆造别字，对于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4、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会稽上虞人，生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死于和帝永元年间。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早年曾在太学受业，常在洛阳书肆中博览百家之言。后来，他作过短时期的州郡吏，其余的岁月，都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居家教授，专力著述，写成了《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言。

　　王充自称其思想“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他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而对自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论证方法上，他强调“引物事以验其言行”。他反对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之说，主张“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他认为儒家天人感应说是虚妄的，在他看来，天之所以无为，可以从天无口目，不会有嗜欲得到证明。

　　王充认为精神依存于形体，他说：“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资阳市蜀乡农业投资开发2024年债权资产定融政府债？”根据这种道理，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资阳市蜀乡农业投资开发2024年债权资产定融政府债？”他从无鬼论出发，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王充犀利地破除了天人感应和鬼神妖异之说，不但沉重地打击了谶纬和今文经学，而且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树立了唯物主义的鲜明旗帜。

　　王充对于传统的思想和成见，具有极可贵的批判精神。他甚至对孔、孟和儒家经典，也敢于提出怀疑和批判，他在《论衡》的其它部分，还分别对孟子、墨子、韩非、邹衍等人进行了分析，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王充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于他自己引为论据的某些自然现象，有时理解错误。他同封建时期所有先进的思想家一样，无法透彻阐明唯物主义思想并把它贯彻到社会历史分析中去，无法了解社会的阶级构成，不能正确说明人的主观作用。所以他不得不用天命来解释社会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夭寿，因而陷入了宿命论。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由于《论衡》对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攻击，所以这部卓越的著作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公诸于世，直到东汉末年才流传开来。

　　5、佛教和道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西汉末年传入内地。佛教入中国后，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当时的人把佛当作一种祠祀，近于神仙方术；并且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与黄老学说相似，因此浮屠与老子往往并祭。

　　有关翻译佛经的记载，最早是在汉明帝时，传说明帝派蔡谙等人去印度，以白马驮佛像及梵典回来，同来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翻译佛经，但说法不一，不很可靠。中国正式翻译佛经，是在东汉桓、灵二帝时。桓帝时，有安息僧人安世高来中国传译佛经；灵帝时又有印度沙门竺佛朔带梵典来洛阳，与大月氏人支谶合作译经。汉人严浮调（他是见于记载的最早出家的汉人）受佛学于安世高，参预译事。从此以后，佛教经典翻译，才算正式开始。不过汉代所译佛经，仍然掺杂了许多祠祀的道理，佛教与道家仍然被联系在一起。所以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虽然反对神仙方术，但仍用老庄无为思想来发挥佛教教义。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用复免徭役来招致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我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之始。

　　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邪宫崇“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即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是道教的主要经典。

　　灵帝时，钜鹿张角奉《太平清领书》，在冀州传教，号为太平道。与太平道形成和传布同时，还出现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二、史学、文学、艺术

　　1、史学

　　官府撰修本朝历史的传统，在秦汉时期被继承下来了。汉武帝时政治的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这就需要整理古今历史、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状况。太史令司马谈次第旧闻，裁翦论著，开始了这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没有完成。

　　司马迁是司马谈之子，司马迁幼年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二十岁后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还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并随汉武帝四出巡幸，有很广泛的社会见识。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为太史今，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被武帝处以腐刑。他效法古代“倜傥非常之人”在困厄中发愤著书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记》。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后传》数十篇，拟将《史记》续至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继承父业，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著作的绝大部分。

　　班固由于外戚窦宪之狱的牵连，和帝时下狱死。据说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东汉时期修成的史书，还有荀悦《汉纪》（成于建安时）、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的《越绝书》等，前一种系改编《汉书》而成的编年史，后二种专记一方之事，开后代地方史志之始。东汉史官所修的《东观汉记》是当代史的著述，为后世各家后汉书的重要根据。

　　2、文学

　　汉代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赋、散文、诗歌三种形式。

　　赋是散文韵文并用、“铺采擒文，体物写志”的一种文体，是直接从骚体演变而来的。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都是借物抒怀，文词朴实，与骚体诗还很接近。

　　汉初的赋家枚乘，以《七发》著名。汉武帝之世，是赋的成熟时期，赋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这个时期赋的代表作。这些赋都是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词藻华丽而奇僻，反映了西汉国家的宏伟辽阔和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东汉时期，则以班固、张衡最有名。除了他们之外，两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几乎都是赋的重要作者。

　　东汉后期，大赋稍趋衰歇，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代之而兴，这类小赋多少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的格式，意境较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两汉的散文文学，有很大的成就。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陈政事疏》、《过秦论》和《论贵粟疏》等，都是言词激切，有声有色，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刻划了社会各方面许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贯注了他自己爱惜的感情。《史记》叙事带有强烈的故事性，善于使用绘声绘影的人物对话，来暴露人物的性格。司马迁的这些文学手法，大大加强了他的以叙事表现历史的史学方法的效果。

　　汉代的乐府民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汉武帝始设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编制庙堂乐歌。乐府也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后来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乐府诗大部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优秀作品，它们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进入东汉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东汉文人诗多数独立成篇，还有一些附在赋的结尾，作为赋的一部分而保存到今天。赋末附诗，始见于东汉，后代多有仿效。东汉文人五言诗，有的作者明确，也有相当一部分未著录作者姓名，或虽标出作者姓名但存疑颇多，后二者就是文学史上的“古诗”和“苏李诗”。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代诗歌中杰出的作品。它描写的是建安时期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为焦母所迫还家，其兄逼嫁权贵，兰芝、仲卿殉情自杀的故事。在这首诗中，宁死不屈的刘兰芝、焦仲卿和代表封建宗法势力的焦母、刘兄，形象都非常鲜明；刘兰芝勤劳、纯洁、倔强，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3、绘画和雕刻

　　西汉以来，装饰性的壁画非常流行，宫殿邸舍到处都有壁画。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幅长205厘米，画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情景，描绘细致，色彩绚烂，极其珍贵。

　　汉代坟墓壁画，保存到现在的为数不少，其中以平陆、望都、辽阳等处的东汉彩色壁画，艺术价值较高。这些壁画的线条刚劲有力，色彩浓淡有度，画面的立体感很强。壁画内容多为人物车马、饮宴祭祀等，是东汉官僚地主生活的反映。

　　东汉时期，官僚地主常用石材修建坟墓或祠堂，在石材画像上施以阴线或阳线的雕刻，一般称之为画像石。画像石的题材丰富，有渔猎、耕织、宴飨、作战、伎乐、舞蹈等场面，以及许多历史故事。此外，建国后在四川境内出土的一种画像砖，表现了生产和生活的情景，线条清晰，形态逼真，与画像石同是宝贵的艺术遗产和重要史料。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很可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是利用天然石的形态略为加工而成，制作古朴，浑厚有力。山西安邑的西汉石虎，技法简练，形象生动，可与兴平石兽媲美。东汉时期，雕刻技术更为成熟，雅安高颐墓和南阳宗资墓前的石兽，都是神姿优美，气魄雄伟。东汉陶俑出土也很多，其中以成都的说唱俑和洛阳的杂技俑造型最生动，是汉代艺术珍品。

　　4、乐舞和角抵

　　西汉初年，盛行楚歌、楚舞，巴渝舞也传入了长安宫殿。武帝以后，琵琶、箜篌等乐器从西域或它地陆续传入中土。乐府在采风的同时，创造了不少新声乐曲，主要有郊庙歌词、鼓吹曲词、相和歌词和杂曲歌词四大类。从此以后，中国古典乐舞比过去更为丰富多彩。汉朝人喜爱乐舞，民间酒会，“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竿调瑟，郑舞赵讴”。祭祀喜庆，也都是载歌载舞。

　　最晚到汉代时，出现了窟子，亦云魁子，即今之傀儡戏。窟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

　　角抵之戏，战国和秦朝已有，秦二世曾在甘泉宫作“觳抵（角抵）优徘之观”。汉武帝时安息以“黎轩（罗马帝国）善眩人献于汉”。东汉安帝时掸国（今缅甸境内）国王雍由调献大秦国的“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中国原有的角抵、跳丸诸戏，至此又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三、科技

　　1 天文历法

　　在先秦时期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两汉时期的天文学在历法编制、天文仪器制造和天象观测、宇宙理论模式等方面都形成了在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体系，影响到后世中国天文学的发展。

　　从汉武帝时的《太初历》到西汉末期《三统历》，再到《后汉四分历》、刘洪《乾象历》，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体系，其特点为：阴阳合成的形成（既考虑月象，又考虑太阳节气），其中包括气（廿四节气）、朔（合朔时刻）、闰（用放置闰月来调整月和年的周期）、五星（周期、位置）、交食（日、月、食计算）等各方面内容。构成了历法的基本框架，为后世历法所遵循。

　　秦汉时期天文测量仪器的进步也是十分突出的。在制定太初历时，落下阂改进了浑仪。汉宣帝时，耿寿昌以铜铸成了用以演示天象的仪器——浑象。这在我国天文仪器史上是一个创举。东汉时著名的科学家张衡是浑天仪的集大成者。他发明的水运浑象仪，对浑天说能得到广泛承认，起了重要作用，在天文仪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汉时期，对于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各种天象记录趋于完备。如出现了准确的太阳黑子记录。新星和超新星的明确记载也首见于汉代。第二，是天象记录日趋详尽、精细。如对日食的观测，不但有发生日期的记载，而且开始注意到了食分、方位、亏起方向及初和复圆时刻等等。

　　2 数学

　　在春秋战国数学发展的基础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数学专著，其中《九章算术》一直流传至今，是我国现有传本的古算书中最古老的数学著作。《

　　3 医学

　　中国医学的完整体系，也是在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编撰于战国时期，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两部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汉代还有《难经》一书。用问难法解释《内经》，对其中的脉法、针法内容，有所发挥。东汉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共收药物365种，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西汉初年的淳于意（仓公）是著名的医学家，他少时受业于同郡老医家阳庆，学“黄帝、扁鹊之脉法，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史记》所载仓公诊籍20余例，为后世病历的起源。

　　东汉最著名的医家是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为治病救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晋人王叔和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对伤寒诸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金匮要略》一书，则是杂病的病症、病方的汇集。张仲景被后世称为医圣，他的著作是后世医家的重要经典。

　　与张仲景同时的华佗，精医道、方药和针灸等术，尤精干外科手术。用“麻沸散”麻醉患者，能打开腹背，为肠胃等内脏做手术。华佗所编“五禽之戏”是一套健身操，常练有祛病延年之效。

　　4 地理学

　　汉代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学专著——《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1世纪初的全国行政区划以及沿革、户口、山川、物产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幅绘制在丝帛上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在当时具有这样高的绘制水平，是世界地图史上罕见的。汉代地理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关于地震的测量研究。张衡发明并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中国从东汉永建元年（132年）开始有了准确的地震记录，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地震记录。

　　5、纸的发明

　　参考书目见第七章

　　思考题：

　　1、 东汉初年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2、 东汉时期地主田庄经济的特点是什么？

　　3、 分析党锢之祸的起因及其对东汉政治的影响。

　　4、 黄巾大起义的特点及失败原因是什么？

　　5、 简述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内容。

　　6、 司马迁《史记》的成就。

　　7、 张衡在科学上有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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